明朝自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后，便开始实施全盘收缩的国家战略。北方，明朝转守为攻，对蒙古采取防守措施，完全将东北地区置于羁縻状态；南方方面，明朝撤出了安南，且大航海事业自此停滞。而郑和所使用的巨大船只以及建造船只的图纸等，均被刘大夏等人销毁，明朝的远洋技术因此彻底断裂。 即便如此，明朝造船业曾达到的巅峰时期，依然未能让中国发现新大陆。郑和下西洋的航线，若仔细研究，便会发现两个显著特点：首先，航行几乎完全沿着海岸线行进；其次，与宋元时期的对外贸易路线相比，郑和的航线几乎沿袭了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，其到达的范围甚至比元代民间航海家汪大渊的航程还要狭窄。 郑和的航海一开始便显得极为保守，目标并非开辟新航路，而是为了宣扬明朝的国威。元朝曾是世界性的帝国，其影响力遍及广泛，而明朝的疆域则相较之下显得相对狭小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朱棣为削弱自己通过篡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，急需恢复国威，而恢复元朝的影响力自然成为了最直接的选择。由于陆上交通已经被蒙古阻断，西亚和东非的联系只能依赖海上通道。因此，郑和的航海使命，实际上是为了联系已知的海外国家，而非去探索未知的世界。

　　在这种思想指导下，郑和的航海行动注定无法开辟新航线。随着郑和下西洋的结束，明朝的航海技术逐渐退步，甚至连维持欧亚大陆朝贡体系的能力都逐渐力不从心，更不要说去发现新大陆了。 从制度层面来看，明朝对民间商业和外贸的压制，使得国家内生的开拓动力几乎为零。回顾宋元时期，民间贸易异常活跃，许多航线的开辟都是由民间商人完成的。因为在古代中国，政府的注意力多集中在内政和北方防线，而海洋则是一个相对被忽视的区域。在这一背景下，中西方的航海路线最终都由民间开辟。然而，明朝建立后，朱元璋的农本主义思想深深限制了他的视野和想象力，对商业和贸易抱有天然的敌意，因此，他极力压制商业发展。加之，倭寇在近海活动猖獗，北方蒙古虎视眈眈，明朝不得不放弃海上防线，采取了严厉的海禁政策来限制民间贸易的开展。 明朝官方缺乏对海外开拓的兴趣，而民间则渴望与外国进行贸易，但由于政策的限制，这种渴望未能得到满足，导致明朝社会完全丧失了开放性和活力。 中国古代的社会，典型地是一个农业社会。大多数生产活动以自给自足为主，而中国广阔的国土和丰富的资源，意味着它不需要依赖海外的资源和商品。乾隆皇帝曾在给英国国王的信中提到：原不籍外夷以通有无，这句话不仅代表了乾隆的个人观点，也反映了封建统治者普遍的思维方式。这一观点无疑反映了当时的客观情况——供需关系是市场的基础，而没有需求，自然也就不存在市场。因此，探索远方的世界便失去了实际意义。 与此相对，欧洲则有着不同的情况。欧洲人非常重视商业，尤其是财富的积累，这成为他们开拓海外的原始动力。由于欧洲国家国土面积较小，资源不足以满足君主的需求，想要获得更多财富，必须通过开辟新航路来实现。所以，欧洲的航海行动不仅有着强大的民间基础，也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。以葡萄牙的亨利王子为例，他不仅自己热衷于海外探险，还投资设立了航海学校，使得航海事业得以系统化发展。相比之下，明朝的王公贵族们沉迷享乐，过着奢华的生活，他们完全没有被激励去进行类似的事业。皇帝不仅不鼓励他们参与航海，甚至连鼓励的空间都没有。这种差距是显而易见的。 随着时间推移，欧洲民族主义逐渐崛起，世俗君主们纷纷寻求摆脱教皇的权威，进一步加强自身的统治力量，尤其是对资金的需求也变得愈加迫切。而开辟殖民地和海上贸易无疑是最快捷的方式之一。因此，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甚至将海盗整编成正规军，以增强海上力量。正是因为欧洲的开拓行为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强大的自觉性，才使得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成为可能，欧洲国家也因此逐渐超越了古典文明的时代，开始在全球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。 到了明朝中后期，欧洲已经迎头赶上，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明朝，成了全球航海和贸易的主导力量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